时间：2007年8月5日

对话嘉宾：沈丁立  张贵洪

今天我来讲这个问题，首先声明一点：到上个月的月底为止我已经从联合国和外交部两个单位退休了。所以，我今天的讲话，一、不代表联合国；二、不代表外交部。纯粹是我个人的体验和个人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那么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联合国？谁能够代表联合国？这个问题之所以产生主要还是因为上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他任期的十年内频频在媒体曝光，就各种重大的国际问题发表看法。所以被人们普遍认为他代表联合国，他是联合国的代言人、发言人。那么这个说法严格来说不太确切的。因为联合国是一个没有主权属性的多元体，没有一个联合国的机构或者说联合国机构的负责人，能够全面的、完整的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能代表联合国来讲话、来做事情。

那么我为什么说联合国是一个多元体呢？首先是相对一元化而言的，我们中国老喜欢讲一元化领导。联合国缺乏一元化这样的管理组织。联合国机构繁多，特别是写到联合国宪章里面的六大机构，被称为宪章机构。那它们就是联合国的大会、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联合国的托管理事会、经社理事会、联合国秘书处还有总部在海牙的国际法院。这个六大机构下面有很多辅设机构，但从六大机构本身来说，除了托管理事会以外，其它都是平行的。六大机构的成员组成、管辖范围和决策程序各不相同。

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个是总部设在海牙的国际法院。国际法院是负责诉讼管辖的，就是说两个联合国的成员国自愿的、主动的把他们之间的争议交给国际法院来裁决，并且事先宣布接受国际法院裁决的决定，这就成为一个案子。那么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尼日利亚和它的邻国之间的纠纷，他们两个国家有一块小地，原来没有明确的划界，但是过去两个国家都不太在乎，谁也没有说这个土地是我的，但是前不久在这块土地上发现了油气。大家都知道哪里有油气哪里就有争端，所以这个争端就产生了，这个土地到底归谁的，这个油气资源到底归谁所有。要是没有联合国，那么这两个国家有可能就打起战来。这个时候联合国的秘书长安南，利用他秘书长的身份，利用他是非洲人这个特殊的有利条件在中间涡旋，在他涡旋之下这两个国家同意接受联合国的国际法院的裁决。国际法院的大法官们经过半年多时间把这块地判给那个小国，这两个国家接受了这个判决。现在这两个国家在联合国的组织之下成立划界委员会，对两国之间的边界进行划分。所以国际法院这个做法是联合国其它机构所没有的，它的管辖范围显然和我刚才讲的一些联合国其它一些机构是不同的。

那么联合国六大机构对各国利益来说，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我就举大会和安理会的例子来说明。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一个决议草案在安理会通不过拿到大会去通过，特别多的是中东问题。往往中东问题上涉及到要批评和谴责以色列的决议草案拿到安理会去表决的话，美国一定是要否决的。那么中东阿拉伯国家往往把同样的决议草案原封不动的提到联合国大会去。所谓原封未动实际上就是动了一个字，就是第一个字——主语，原来的主语是安全理事会认为怎么样怎么样，他把安全理事会换成联合国大会，大会认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拿到联合国大会一投票往往是100多票赞成。美国、以色列还有两个小国、岛国，四个国家反对，欧洲大部分国家是弃权，毫无疑问绝对多数者通过。人们就会问了，安理会否决这个决议草案代表联合国，还是大会通过这个决议草案代表联合国。

所以想讲的第一点就是说，由于联合国六大机构互相是平行的，没有一个机构能够在所有问题上、任何时候都代表联合国。正是因为这样，所有这些机构所通过的决议不用联合国这个字做开头，它就用本组织的名义。安全理事会就是安全理事会，大会就是大会。联合国文件里面唯一用联合国这个名字的就是联合国宪章，也就是说联合国宪章是代表联合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所以你要说联合国开会了，不对。联合国不开会，联合国的某一个机构开会。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想说为什么联合国没有独立的主权？

联合国在这个方面可能跟欧盟不一样，参加联合国的成员国并不需要把自己主权、国家主权的任何一部分让渡给国际组织。正是因为这样联合国没有独立的权利。它的权利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它的成员国，现在是192个成员国，这192个成员国就是联合国的老板。其中特别是五个常任理事会就是联合国的大老板。是他们，联合国的成员国决定哪个机构在哪个问题上可以代表联合国来行事和说话，也包括联合国秘书长。

联合国宪章对联合国秘书长的职权规定是比较笼统的。有二条：第一条说联合国秘书长是联合国的首席行政官。就是说秘书长有行政权利；另外一章说联合国秘书长有权就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问题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就是说秘书长有报告权。宪章规定秘书长有两个权：一个是行政权、一个是报告权。唯独没有就是决策权。决策权是在成员国手里的。所以联合国秘书长要能够真正代表联合国讲话和行事，取得这样独立的地位，并不是很容易。他既受到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束缚，更多的是受到联合国成员国的制约。

根据我的观察，在前七个联合国秘书长里面，有三位为了争取联合国秘书长的独立地位做出过努力，而取得最大成功的，我认为就是第七任联合国秘书长刚刚离任的科菲·安南。

这三任，第一位是第二任秘书长瑞典的外长哈马舍尔德；第二个是第六任联合国秘书长埃及的加利。第三位就是第七任秘书长科菲·安南。瑞典的外长哈马舍尔德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时候，他是第一位被普遍认为对联合国秘书长这个职位体会比较到位。他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说“联合国秘书长没有军事力量，也没有经济手段，它有的唯一就是国际道义力量”。他作为秘书长的确也是把这个道义力量用足了。

特别是在苏伊士运河时，我记得是在1956年，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那么英法两个老殖民主义国家不接受，派兵去占领苏伊士运河。这个事情引起了美国和苏联两个二战以后兴起的超级大国的不满和反对。那么哈马舍尔德就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出面调停，促使了英法撤军。并且在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派出了维和人员，进驻苏伊士运河。在总结这次成功的维和经验基础上，哈马舍尔德提出了一系列维和的原则，那么这些原则一直到现在还继续使用。就是因为这样一次事件当中，他体现了联合国秘书长的独立作用，做出独到的贡献。所以，被世人认为是联合国历史上一次成功的尝试，他也是一位有成就的秘书长。所以现在联合国大楼有三个建筑物，其中联合国图书馆就以哈马舍尔德的名字来命名的。但是他的下一步行动就失败了，刚果发生的冲突，他的介入间接或者直接导致了刚果的民族英雄卢蒙巴惨遭杀害，他自己也是在一次去刚果执行任务的时候飞机失事，死在刚果，没有完成十年的任期。所谓十年，一般联合国秘书长可以连任一次，两次加在一起就是十年。

第二个努力要把联合国宪章给秘书长的授权用足，并且想取得独立地位的是加利，加利上任的时候正好是冷战结束，安理会开始恢复作用，维和成为联合国的一项头等大事，安理会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首脑会议。首脑会议通过维和的宣言，要求秘书长就维和问题提出设想，他的确利用了这样的历史机遇，连续提出了三个纲领，和平纲领、发展纲领等三个纲领。应该说，那个时候他踌躇满志，也有点冲昏头脑。他就发表了这样一个讲话，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作为秘书长我要承担比我的前任更多的责任，这就要求维护我职位的独立性，跟任何反对我履行职权的成员国进行对抗，不管他是大国还是小国”。他发出了“对抗”的宣言，而且行动上也是这样做的。首先跟美国对抗，跟当时的美国的常驻代表奥尔布莱特对抗，后来他当了国务卿。所以，他当了国务卿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绝对不能让加利担任第二任，所以加利成为到目前为止联合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只当了一任就下台的秘书长。

第三个，把联合国秘书长这个职位道义力量利用足的是安南，而且他完成了十年的任期。他在十年里面做的事情，我自己回想从大的事情对全球，对国际社会造成一点振动，并且带有一点开拓性的事情，基本上是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他倡导了所谓《千年发展目标》，把消除贫困作为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在他的推动之下，《千年发展目标》写进了2000年千年首脑会议的宣言里面去。

第二个件事情他倡导人权，把人权提高到和安全和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成为联合国的三大支柱和三项主要任务，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人道主义干预”的理论。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最后到2005年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这个内容也写到了首脑会议的宣言当中去。

第三件事情，在美国小布什对伊拉克发生战争的时候，他对美国不经过安理会的授权，单方面采取行动对伊拉克开战表示反对的态度，并且始终坚持联合国一贯倡导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争端的立场，也表现了他的独立原则。

所以，尽管因为第三件事情他激怒了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里面的保守派和新保守主义者。在联合国掀起一场搞臭联合国，搞臭秘书长的运动。名义叫做“石油换粮食”，这是联合国在对伊拉克进行制裁的背景底下，为了保证伊拉克人民不受到制裁的损害。所以，允许伊拉克出口一部分石油，这个钱由联合国来管，用来买粮食和药物提供给伊拉克的人民。那么美国就抓住这个项目，这是联合国诸多里面的一个项目。抓住这个项目可能有的腐败问题做文章让安南承担责任，这就是所谓的“石油换粮食”。大搞这个东西来企图搞臭秘书长，但是最终调查结果最多也是管理不善的问题，没有什么大的腐败。特别最近美国对伊拉克战争里面出现了腐败问题，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了。

　　所以，尽管美国最后有企图搞臭秘书长的运动，最后联合国秘书长离任的时候，在联合国大会上做告别演说的时候，多次被掌声打断，演讲结束的时候全场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这就表明了广大联合国的会员国对安南的十年任期总体上来说是充分肯定的，对他的肯定也是对美国的示威。那么舆论对他的评价也是相当高，给他封一个称号说“安南是世俗的教皇”。

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七任联合国秘书长，为什么只有三任把秘书长岗位所拥有的道义力量充分用足，并且争取取得独立地位，而只有一任取得成功呢？我最近五年在秘书处工作，我就近观察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外因；一个是内因。

所谓外因就是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是不是需要和允许联合国秘书长发挥独立作用。具体到联合国里面来说，联合国的成员国是不是允许和需要，秘书长发挥他的独立作用。就这一点而言，七任联合国秘书长里面有四任完全没有这样的机遇，是美苏两霸争夺的时期、冷战的时期，搞不好秘书长就会惹一身祸。所以那四位联合国秘书长还是很明智的，知道不可为所以没有为。这三任秘书长有两任，刚才我讲到加利和安南是碰到联合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就是在冷战结束联合国能够发挥作用。而瑞典的哈马舍尔德在短暂的时间里面，苏伊士运河特定的问题上，正好碰到美苏两国一致，所以有这个机会。其他几位都很遗憾，生不逢时。

讲到个人的因素，我觉得主要是两项因素：一个是悟性；一个是平衡感。

所谓的悟性就是要知道我秘书长的道义力量用到什么程度是成员国还能容忍的，不能够超过这条线。从这一点来看，从秘书处里面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安南，显然对成员国的容忍度比较了解。而原来是埃及副总经理兼外长挺傲的一个人，一下从外国空降来当秘书长对这个就没有体会。所以他才会说出“对抗”这句话。同样是一句话安南不是这么说，安南上来也讲过同样一句话。他这样讲的，“作为秘书长只有在他不显得是为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集团的狭隘利益服务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增进所有国家的利益。”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也是讲到独立性，但是他把自己的身段放低了，不是以挑战的口味，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乞求的口味来讲。只有你给我独立性我才能为你服务，这样的话当然大家都可以接受。

并不是说安南因为比较了解就不用足他的权利。在这方面来说，我觉得他在上述三件事情当中，头两件事情充分表现了他把秘书长这个岗位所特有的影响力用足了。

第一件事情就是刚才讲的——《千年发展目标》。《千年发展目标》从美国本意是不想支持，美国对援助发展中国家已经没有很大的兴趣。他秘书长怎么做的呢？他先通过做美国公民社会，做他们的工作，争取了很多有名的明星像保诺（音），争取很多有地位的企业家像凯特泰勒（音），争取了他们的支持，然后在美国造成了舆论，再把美国政府推上去，使得美国也接受了这个《千年发展目标》。

第二个件事情是人权问题。更是联合国里面相当一部分国家有疑虑的，特别是非洲国家。那么安南就是利用刚刚当秘书长不久，出席非洲首脑会议，向非洲国家先推出这个事情。非洲国家碍于他是来自于非洲刚刚上任的秘书长，虽然有疑虑，但没有对他提出这个问题进行质疑。然后通过六七年慢慢一步一步往前推，最后把这个事情推成功，写进了《联合国首脑宣言》。这就是我讲的悟性的方面。安南的悟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知道他的老板是成员国必须要把身段放低，也知道他有一定的道义力量，通过耐心的推动可以让成员国接受一些，他认为正确的事情。

第二个平衡感。从平衡感来说，拿他（安南）跟哈马舍尔德比较，就显得他比哈马舍尔德高的地方。联合国里面、秘书处里面对哈马舍尔德的评价比我对哈马舍尔德的评价高一些，很多人说安南是继承哈马舍尔德的观念，是哈马舍尔德的忠实继承者。但是我认为他比哈马舍尔德高。哈马舍尔德输就输在他的平衡感不好，在刚果事件出来以后，美国和苏联是各占一边的，他在刚果事情处理上基本站在美国这一边，做了符合美国和西方国家利益的事情，受到苏联的批评。所以曾经甚至有人怀疑他飞机失事是不是苏联特工搞的，当然没有这个证据。而与此相反，安南的平衡感觉比较好，他说作为秘书长我要和美国搞好关系。但是同时我要做190个（那个时候是190个成员国）成员国的秘书长。他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历届秘书长里面，我的感觉他是往华盛顿跑的最勤一个，经常跟美国各界保持联系，不光局限于政府，他和美国的企业界、和美国的新闻媒体、和美国的社会名流。在美国社会名流当中他的个人魅力是得到大家公认的。但是并不是因为这样，他讲话就不兼顾到其它各方的利益，他的讲话还兼顾到各方的利益。很多例子都可以举，但我觉得最杰出的例子，能够体现他平衡感的例子就是对美国的一位大使、常驻代表保尔顿（音）的讲话。

就在首脑会议，就是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召开之前，美国政府布什总统在两院休会期间，利用休会提供给他的权利，任命了一位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保尔顿（音）来担任美国驻联合国的常驻代表。这个人对联合国一直持否定态度。所以他来本身已经引起了联合国的警惕了。他上任以后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对当时已经基本上谈成的《首脑会议宣言》提出了170多条修订草案，等于是要把它推倒重来。这在联合国引起了普遍的反感，包括美国的盟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次安南出席安理会会议出来的时候，记者就问他，对于保尔顿（音）跑到联合国强行推行美国的这一套有什么看法。他是这样回答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到联合国来都是要推行本国的主张的”，这一句话给保尔顿（音）一个面子，但是他下面接着说，“问题是是否成功，要看你能不能说服别的国家常驻代表，并且听取别人的意见”。那么这句话就兼顾到其它所有国家对美国不满国家的意见。

所以，我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比哈马舍尔德高，所以他能成功完成十年的任期。当然十年当中见记者那么多，没有不出点纰漏的，我看有两次出了一点纰漏，从对付记者的角度来说出了一点毛病。其中最致命的、引起他和美国关系破裂的一次就是他讲了美国入侵伊拉克是非法的。实际上那次是被记者套进去的，并不是他的本意。他当然一贯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持批评态度，但是用尖端、过激的语言不是他的风格。那次BBC的记者问他，你认为美国入侵伊拉克是不是非法的？秘书长的第一个回答是联合国传统的立场，对此表示了批评，但没有正面回答到底是非法还是合法的。记者第二遍再问他，他还是避开这个正面回答。第三遍记者再问他说，你就回答我“到底是合法和非法”的，第三遍他没有绕过去，他说，如果你一定要问这个行动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我说这是非法的。第二天很多报纸的标题就是，“联合国秘书长说美国入侵伊拉克是非法的”，这句话实际上是给记者套出来的。

再看以后的，经过七任秘书长以后，联合国是不是还会再出现像安南这样的秘书长呢？我觉得眼下比较难。第一个难的原因，因为美国已经吸取教训了，安南是美国推出来的，但是最后在某种意义走上了跟美国对抗的道路。所以，美国常驻代表在竞选安南继承人的时候就明确的说，联合国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行政管理人员而不是外交明星。很显然他需要一个老老实实办事的人，不需要再像安南这样的外交明星。他认为潘基文是这样的人。当然他还有时间证明他是不是这样的人。潘基文上任以后，首先提出来一条要恢复联合国秘书处和成员国之间的信任，首要要恢复联合国和美国的关系，从这一点来说美国对这个事情是欢迎的。那么他上任以后，任命他的班子也是照顾这一点。潘基文能够当上秘书长主要得益于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的支持。所以，他也跟我们这样的人说过他的想法，美国和中国的支持是他上任秘书长职位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要回报这两个国家。怎么回报呢？首先是副秘书长的位置。美国原来的副秘书长管内部工作，人权、财权、总务。这次美国提出来我要换一换，我要管政治事务。我们提出来要当管经济和社会发展事务部的副秘书长。

潘基文实际上已经答应这两个国家，来满足美中的要求。但是他为了避免太明显照顾美中的利益，他在任命新班子的时候采取了一种做法，我把它叫做东方文化，“欲取之，先予去之”。因为这两个位置，政治事务部副秘书长原来是非洲人当的，经济社会事务部的副秘书长是拉美人当的。他上任以后首先先任命一个非洲人当常务副秘书长，这个位置比副秘书长高半个台阶。然后再任拉美人担任主管内部人事、财务大权的副秘书长。意思是我把这两个重要的岗位给非洲人和拉美人，以后把政治部和经济部从你们那里拿走应该就没有意见了。所以隔了差不多一个月左右才任命美国担任政治的副秘书长，中国“商部康”（音）担任经济的副秘书长。中美一个是政治一个是经济。但是尽管如此亚洲文化在各国还是吃不开，照样反对他。

第二个，第一任我到联合国当主管大会副秘书长的时候，第一个担任大会主席的是韩国的外长。那个时候潘基文就是韩国外长大会主席办公室的主任。在那个时候我跟他接触就感觉到他的长处在于，他的务实和灵活。这是他上任以后第一个事情，也是对他个性的考验。那个时候是伊拉克政府对萨达姆等人执行了死刑，引起了国际上反对死刑舆论的反感。他们问秘书长你对死刑问题有什么看法？潘基文就回答，“每个国家是保留死刑还是取消死刑是每个国家自己的事情”。马上引起媒体舆论的哗然。

从务实主义的角度讲这句话没有错，联合国不可能干涉属于各国主权的事情，写到宪章里面去。美国保留死刑的国家，中国也是保留死刑的国家，他讲这两个事情没有得罪两个大老板，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没有想到另外一点，作为联合国秘书长要讲的东西高于这个，尽管不能实现，还得讲。所以，媒体马上对他的反映很差，认为他没有体现联合国秘书长这个岗位应该有的国际道义力量和理想主义。所以我曾经说他现实主义有余，理想主义不足。那么作为东亚文化的人可能也有这个问题，做不到的事情我去说它干嘛呢？但是并不能说他务实主义和灵活性不能有所成就。像最近的事情苏丹达尔富尔事件，他通过耐心的涡旋，最后修改了他的前任安南的方案使得他能够被苏丹政府所接受，前天安理会一致通过这个决议，成功解决苏丹事件。安南原来的要求更高一点，苏丹政府不能接受。所以说他灵活性、务实性这一面并不是说导致他做不成事情，但是可能会影响他取得像安南这样的独立地位，被人家称为“世俗的教皇”。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联合国被美国左右了吗？讲这个问题要从联合国的历史说起，联合国是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二战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国际组织，是战胜国特别是美国和苏联利益的折中和妥协合作的产物。所以他必然要反映，大国、战胜国，特别是美国在战后的实力地位、政治理念和基本利益。因此联合国明确的赋予了五个大国，超越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的支配权和对联合国的主导地位。而美国作为五大国当中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必然有超过其他四个大国更大的影响力。美国的最强的地位到目前为止，二战到现在60多年没有任何本质上改变，相对力量发生了变化，但是唯一超级大国这个地位还没有变化。而且美国承担联合国会费的1/4，联合国的总部所在地也在美国。这就决定了美国比其它国家对联合国的事宜有更大的影响力。

联合国也一直被美国看作是推行它外交目标的重要工具之一。但是，正像上海有一位学者说的那样，我引用他的话：“任何一个国际机构，一旦建立就会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身份，不会完全充当国际体系中最强国家的附属物”。他还说，“而且这个国际机制越是具有开放性，参与者越多，他们参与的程度越高，这个体制的作用和性质也会发生变化”。我很同意这个看法。看联合国成立到现在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样的客观规律。

联合国成立初期相当时期里面，可以说长达25年的时期里面，基本上或者是美国操纵或者说是美国主导。首先与联合国的组成有关，当时联合国成立的时候51个国家，大部分是美国、西方国家和他们的追随者，他们是联合国里面的多数。而另外一方面，苏联在二战以后，受到二战的严重创伤相当长一段时间还处在恢复期，到后来开始扩张还有一个过程，所以还无法跟美国抗衡。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在这段时间里面联合国干了好几件坏事，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主要有三件事情：

一个就是朝鲜战争。朝鲜战争之所以美国能够盗用联合国的名义 ，以联合国军的身份跟中朝开战，主要是美国操纵联合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犯了一个错误，苏联为了抗议台湾侵占我们席位，宣布不参与安理会的会议，这个立场是正确但策略错误。由于苏联发生这个错误，美国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授权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入侵朝鲜的决定。当然后来苏联发现自己错了，再回到安理会里面，所以下面一个朝鲜决议安理会就没法通过了，就拿到联合国大会。美国利用了它掌握联合国大会多数的地位，通过了宣布中国和朝鲜是侵略者的决议。所以联合国在历史上在朝鲜问题上欠我们两笔帐。

第二个就是刚果事件。刚才已经谈到造成民族英雄卢蒙巴惨遭杀害。第三个就是把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长达25年之久。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在相当长时期里面，我们对联合国是持批评态度的，口诛笔伐，还跟他打了一仗，把它打败了，迫使他到朝鲜谈判，签订了《朝鲜停战协议》。那么口诛笔伐到最高潮的时候宣布支持苏加诺提出来的另立联合国的主张。这是联合国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20年当中，联合国成立以后，它的力量对比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一系列亚非拉国家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取得民族独立参加联合国，这样一个历史变革而不断的变化。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到七十年代的时候是质变的完成，就以1971年为界限，1971年的时候联合国有132个成员国，里面99个是亚非拉国家。另外一个变化就是苏联，苏联强大起来了，并且开始对外扩张。所以整个七八十年代里面，联合国里面的特点就是两种矛盾的交叉：一个是美苏矛盾或者是东西矛盾；另外一个是南北矛盾。

所以这二十年可以被看成是美国失去对联合国控制的二十年。里面特别是七十年代，七十年代我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凝聚力最高、战斗力最强的时期。有这么几件突出的事件。

第一、就是1971年恢复中国联合国的代表权。首先标志着联合国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标志着第三世界已经成为联合国的主体。美国一家操纵联合国的日子，我感觉是不去不复返。

第二、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国际社会，并且成为其中一支独立的力量。

所以，我认为1971年中国代表权恢复的事情，不光是中国和联合国关系上的分水岭，也是联合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中国代表权恢复是发展中国家经过长期斗争取得的。所以这个事件本身也大大鼓舞了发展中国家的斗志。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后，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也壮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所以在这之后比如说1974年，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提出并且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之后又通过一系列反帝反殖的决议。包括把当时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开除出联合国。在1975年的时候联合国大会宣布犹太复古主义就是种族主义。到此为止美国的容忍度到了极点，美国的常驻代表就在那年1975年联大闭幕的时候发表了讲话，提出了联合国出现了多数的暴政。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利用他们在大会里面所掌握的人数上的多数，不顾真正有实际影响力的西方大国的利益和态度，强行通过一系列决策，在联合国实行了多数的暴政，没有民主可言。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忘了以前25年里面的时候他是怎么实行他的暴政的。美国舆论里面也开始出现这个论调，认为联合国应该搬出去，不应该在美国待了。

但是无论是南北矛盾还是东西矛盾也不是直线上升。进入80年代以后，对话和缓和开始取代斗争和争夺，成为联合国大会里面的主旋律。当时主要是两件事情，从美苏来说主要是搞缓和、搞军控，我们这里有军控专家。有的是在联合国里面搞，有的是在联合国外面搞的，到联合国里面确认一下。另外一个是南北之间开展了名称叫做“全球谈判”，用石油换金融的谈判。全球谈判的背景就是由于两次石油危机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认识到国际经济关系当中，出现了互相依存的关系，不光是发展中国家要靠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也有求于发展中国家。所以愿意参加这场谈判。那么发展中国家想利用石油问题上，他们实际上不是整个发展中国家就是石油输出国所掌握的这张王牌，来换取西方发达国家在对三大机构，那个时候叫做关贸总协定：货币基金、世界银行，放松金融贸易的控制权，并且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这场谈判跨越持久，3年多一点，最后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原因主要就是利益最攸关的双方不肯让步。石油输入国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定价权利，他们能够决定石油的产量，从而决定石油的价格，这个权利大家不愿意为了整个发展中国家集体利益而放弃。那么美国、日本、德国这样的金融大国不愿放弃对国际金融的主导权，所以没有成功。

总的来说，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联合国这两对矛盾，而美国已经在联合国不占主导地位。

九十年代以后我认为是联合国的第三个阶段。

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二次大的转折，联合国内部又出现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休眠了40多年的安理会开始恢复活力，并且成为联合国活动的中心。安理会内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合作成为联合国里面的主旋律。变化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可能，一个是需要。就可能而言，一个原因是因为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美苏对峙消失。原来长达40多年，安理会所有的工作是因为美苏两国的竞争，你提的决议案我否决，我提的决议案他否决，互相否决。冷战结束以前，一共联合国否决权用了270多次，其中大部分是美国和苏联使用的。那么冷战结束以后，美苏在对峙不再存在，而且叶利钦时代的苏联奉行向美国靠拢，向西方靠拢的政策。中国从改革开放的大局出发实行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不抗旗的策略，也不跟美国对抗。所以就为安理会恢复活力和五个大国合作创造了历史上罕见的，长达10来年的基础。

另外一个方面，联合国大会发生变化，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的决议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发展中国家也发生了变化，全球化进程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进程开始取得发展，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被全球化进程抛弃在一边。所以发展中国家已经不是一个整体，凝聚力下降。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刚刚说到，1975年宣布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的决议，到1991年翻案。同一个联合国大会，1975年通过这个决议，然后到1991年又通过了决议，宣布撤销1975年的决议。从此犹太复国主义就不再是种族主义了。据我了解，联合国历史上，一届大会否定另外一届大会的做法也就这一次。

另外一方面我说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什么呢？就是冷战结束以后，正像大家所知道的。原来在冷战掩盖一些地区冲突和矛盾爆发出来了。在非洲地区冲突风起云涌，在苏联地区和前南地区国家的分裂造成一系列的武装冲突，需要联合国发挥作用，而在保持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局势的稳定这一点上，五大国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这也为五国合作创造了客观条件。

所以这段时间里面，有几件大的事情:首先是第一次老布什对伊拉克的战争就是安理会授权的，1990年安理会通过决议批准用一切手段恢复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所谓用一切手段是联合国的语言，意思就是允许出兵。这是朝鲜战争以后，第二次联合国授权，所谓多国部队，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以联合国的名义开展了一场战争。1992年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第一次首脑会议，安理会首脑会议通过了一个宣言，要求联合国扩大他在维护方面的作用。在整个90年代当中，安理会授权进行的维和行动从八十年代的五项增加到四十二项。到目前为止，联合国的维和人员已经达到8万多，联合国总部的秘书处工作人员才1万，维和大大超过这个数。所以这段时期是联合国历史上的一个机遇期，美国也非常满意。1991年沙漠风暴战争获得成功之后，老布什兴高采烈跑到参中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讲话，里面谈到联合国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段话：“现在我们可以预见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摆脱了冷战束缚的联合国，更有希望实现他创建者所赋予的历史使命”，他的创建者就是罗斯福。他以为联合国又可以成为美国的工具了。

在九十年代这十年里面，联合国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就是五个常任理事国的磋商，过去由于五国意见不一致，所以没法磋商，磋商就是吵架。刚才说了由于大的历史背景的变化，在维护冷战以后局面稳定上，五国基本一致，所以开始出现了五大国磋商。整个九十年代里面，安理会通过的绝大部分决议都是五个常任理事国关起门来进行磋商，最后达成一个版本，交给安理会十个非常任理事国，讨论和通过的。对这个做法当然是大大提高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效率，但是十个非常任理事国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是提高了效率，忧的是他们处于二等公民。因为五国达成一致，本来五国是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出发点交叉妥协的结果，只要动它一个字两个字有时候都很困难。所以这种时候非常任理事国很恼火，好像你们谈好我们不能改，我们安理会成员国还有什么作用。现在讲联合国改革，有很大的原因就是改掉这个，取消你们五个常任理事国的特权。但是应该说，联合国这样的好景不长，本世纪初小布什在没有取得安理会的授权的情况下采取单方面行动入侵伊拉克，打破了联合国的美梦，也粉碎人们对联合国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和期待。这个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9.11”以后美国国内新保守主义上来，主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再以维持稳定为中心的目标。而要想按照美国的形象来改造世界，特别是拿中东地区开刀。这就使原来五大国一致的基础消失了。所以美国单方面对伊拉克开战，不光是中小国家反对、中国、苏联反对，法国、德国也反对。所以当时磋商出现了一个情况，四个大国在一边，美国、英国在一边。

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只有英国支持它。那么安理会里面多数国家也不支持它。所以美国本来想通过安理会的授权来进行这场战争，后来因为得不到安理会的多数就没有把这个决议草案提到安理会去，自己单方面采取行动。认为按照以前已经通过的安理会决议已经有这个含义，你们有这个精神我只是来执行你们的精神，单方面来做。那么这场战争引起了双方面的不满，美国人民当初因为没有安理会授权对联合国不满。而其它一些反对战争的国家，因为安理会没有阻止这场战争也对联合国感到失望。

我举一个例子，当时我的办公室主任是一个美国人。他休假到美国南部去旅游，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他到美国南部去的时候不敢告诉人家，他是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人员。美国的南部地区比较右的老百姓对联合国很不满。美国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呢？我觉得是因为美国人的双重性格。一方面美国人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只有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情他才干；另外一方面有一种使命感，认为我美国要在世界上替天行道的。所以凡是符合他的利益也必然符合其他人利益的。他认为我替联合国、替世界上把萨达姆这个暴君铲除，我是在替天行道，你联合国为什么不支持，这样的联合国还要它有什么用。

反对美国这场战争的国家，本来曾经希望联合国能够牵制住美国。当时有一个漫画，利用格列佛游记里面的说法：美国是一个巨人，中国、法国、俄罗斯还有很多国家，中小国家很多小罗罗把它钉起来，用绳子把它捆起来，使得它没法行动，但是这个巨人还是挣脱绳索单方面采取行动，所以感到失望。

美国在此之后对联合国一直持批评态度。首先刚才说到用“石油换粮食”的调查，来搞臭联合国，搞臭联合国秘书长，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联合国本身是这样一个腐败的机构，你还有什么资格来评判我美国的行动，说我美国的行动是合法还是非法的。华尔街日报有一篇社论明白道出了美国的本意：我之所以要搞石油换粮食的调查就是把联合国从国际道义的制高点上拉下来。

美国的保守派理论就提出要用一系列志愿者联盟在各个问题上发挥作用，来取代联合国的作用，让联合国边缘化。当然还有更激进一些，提出建立所谓的民主国家联盟，取代联合国，有的甚至想提出来把联合国赶出美国，这是历史上第二次在美国舆论上出现的，这两次美国诋毁或者要把联合国赶出去，就反映了美国在不能操纵联合国的时候它的心态是怎么样。

　　总之从联合国成立60多年的历史来看，联合国不是一经成立就永远不变的。恰恰相反随着成员国组成的变化，成员国之间相对力量的消长而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讲，联合国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国际格局的变化，我也曾经讲过我四次进联合国工作，进的是四个不同的联合国，也是这个意思。

从这次伊战看今后的联合国会是什么样子呢？从好的方面来说，尽管美国是现在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他使出全盘架数、威逼利诱也没有在伊拉克问题上获得安理会的授权，预示着美国想凭借自己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地位恢复对联合国的控制权、操纵权，已经是不可能的。在一超多强的时代，联合国不会像五十年代那样再次成为美国一家操纵的工具。这是从好的方面来说。从坏的方面来说，多强利用联合国来牵制美国还是没有挡住它一意孤行的行动。而且在以后的问题上，黎巴嫩问题上、伊朗问题上，法国和德国就和美国站在一边。所以这四强的联合也不是稳定的，从这些事情来看，将来联合国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多强制约美国的工具。

这样说起来，世界从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变的漫长而充满变数的过程中，力量对比始终不是平衡的。在这样的历史时期里面，联合国如何定位，联合国和美国的关系如何定位，将是一个难题。在讨论联合国改革的时候，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的代表曾经说过，“世界需要这样一个联合国：它不光是反映不平衡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它需要这样一个联合国，它应该成为一个改变不平衡的力量对比的主要工具”。巴基斯坦对联合国这样的期望能够实现吗？如何使得联合国真正成为一个促进多极化进程的工具。这也是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新课题，也是联合国改革题中应有的争议。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讲到中国在联合国的外交。

联合国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有什么用。我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不是单一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在联合国外交是中国内政的对外延伸，是中国整体外交的组成部分，它是随着联合国的变化而变化，随着中国的发展而发展。回顾起来我想大致有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七十年代。1971年恢复了代表权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恐怕到三中全会，我们确定改革开放路线之后，十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一直把联合国只看作是一个讲堂，一个宣讲中国的外交政策、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的舞台。由于我们当时奉行是反对两霸，侧重打击苏修，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这样总的外交路线。所以我们在国际社会上是独树一帜，唱这个调子的就是中国一家。

所以我们在联合国大会里面的讲话受到各方的重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特别是1974年4月10号邓小平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宣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这对中国在联合国作用的定位应该说，管了我们中国联合国外交相当一段时间。就是我们中国是第三世界一员，以这样的身份在联合国活动，发挥作用。我们采取这样的政策，在联合国里面应该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曲高和寡，有的时候我们的做法像孙悟空大闹天宫，天不怕地不怕的。

那么从联合国反映来看，我觉得并不是消极的。

首先我们采取这样一个姿态，深受广大第三世界的欢迎。他们虽然不讲这样一些话，但是他们觉得我们是讲了他们想讲不敢讲的话，壮了他们的胆。

　　再一个我们唱这样一些高调有没有得罪美国等西方国家呢？也没有。这从联合国的做法里面看出来，联合国大会里面有一个做法，凡是你讲话以后，你批评哪个国家，那个国家就有权进行答辩。我们每次讲话必批评两个超级大国，但是美国从来不答辩。那么美国为什么不答辩呢？他后来告诉我们，我认为你们中国讲话是放空炮。为什么说是空炮呢？第一他知道主要不是针对他，因为毛主席讲过我们是联合起来对付北极熊，不是针对他的，他是陪绑的。第二他知道我们讲革命但不输出革命，不搞对外扩张，不威胁他的实际利益。那个时候威胁他实际利益是苏联的扩张。

所以美国很实用主义，面子不在乎，你骂就骂吧，无所谓。真正在意是苏联，在中国恢复代表权之前，联合国里面没有人批评苏联，因为他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是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中国进去以后苏联就天天挨批，所以他就天天答辩，答辩给我们提供一个什么机会呢？练兵的机会，我们发言往往都是代表发言，发言以后代表有重要事情就走了，留我们这些刚刚进外交部的人坐在那里听答辩，然后就即席回答。联合国有一个好处不讲辈分，只要你坐在中国这块牌子后面谁都可以讲，即使对方苏联讲话的是大使，我这个小兵也可以回答他几句。这是我们年轻外交官锻炼即席反应的好课堂。

我曾经说过，这也是多边外交第一基本功，要善于即席应对。后来对我做发言人也是有帮助的。当时我们对联合国很多问题的讨论，因为刚刚参加联合国很多问题跟我们利益没有关系，我们基本上没有全面参与，对很多问题是超脱的。碰到投票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发明一个说法叫做不参加投票，人明明在场而不参加投票。开始我们第一次用这个词的时候，人家很奇怪，人人明明在场参加讨论怎么还说不参加呢？为什么我们用这个词。联合国原来投票有三个格式，赞成、反对、弃权。联合国电子板上显示出来也是这三个。所以不参加投票必须要口头上说的。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概念弃权就是放弃权利，我是主权国家我为什么要放弃权利呢？权利是不能放弃的，放弃了权利回国也不好交代，我们只是不参加投票，超脱而已。所以我们发明这个说法，不参加投票。后来别的国家发现这个不错的，也有人效仿我们，成为联合国表决方式里面的第四种方式，不参加投票。这是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调整，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需要，我们开始奉行全面开放的外交政策。全面开放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对发展中国家本来就开放了，所以全面开放就是对西方开放。从原来的反霸统一战线转变为全面开放，这是我们外交政策的一次大调整。适应我们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也适应联合国里面从七十年代的对抗和斗争转变八十年代的对话和谈判。我们在联合国里面角色也发生转变。从原来77国集团一起战争的斗士变成南北之间扮演桥梁作用的角色。当时联合国里面一个中心协议就是全球谈判，谈判的双方，一方面是77个集团，另一方面是欧盟和美国我们中国代表团在谈判当中主要角色是积极寻找谈判双方共同利益的交汇点。然后把这个共同利益的交汇点用适当文字表达出来，提出所谓的折中案文，争取双方接受，从而推动谈判的进程。

这个首先是我们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因为全球谈判达成协议，无论从稳定石油供应和价格，还是从发展中国家取得金融贸易的更多发言权，对我们中国都是有利的。同时也是取决于我们当时比较好的地位，我们跟谈判的主要双方都能说上话。一方面我们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77国集团利益基本一致，而且有了七十年代，长达10年的共同斗争的经历，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另外一方面我们奉行全方位开放，与西方国家也开拓了良好关系。所以利用了这种能够跟双方都能说上话的独特的地位发挥了桥梁的作用。虽然全球谈判最终没有达成协议，但是我们的建设性作用受到双方的好评。作为参与这次活动的一员，我们从中也得到另一种多边外交的基本功训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训练？就是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不同利益当中怎么样善于寻找共同利益的交汇点，提出各方都能接受的观点，这也是多边外交一个基本功。因为多边外交需要在190多个成员国里面达成一致。所谓达成一致就是不会是原来的立场，必须妥协。谁能够打造这个折中点谁的案文就得到较大的支持，这对我以后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工作也有帮助。

整个八十年代开始到九十年代初，随着我们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开始全面参与联合国的活动，就是不再把联合国看成只是一个讲堂，而是全面参加它的活动，特别是实现两个突破：一个是接受联合国援助，一个是参加维和。在这两个问题上突破了老人家的两句话：一句话是自力更生，一句话在海外没有一兵一卒，我们接受联合国的援助，就不再是自力更生，我们参加维和在国外就有我们的兵卒了。我们过去对维和一直持否定的态度。从朝鲜战争、刚果等一系列行动，认为维和是大国操纵小国的工具，大国干涉小国内政的工具。所以我们主张不参加，而且是拒交维和费用。联合国的费用是分两块，正常的会费是成员国必须交的，欠费超过两年你就没有表决权。联合国维和的费用是另外一个帐本，这个帐本五大国比例要高一点。我们一直拒交最后累计达到5000万美元，然后90年起我们开始突破，这个钱当然不再交，和联合国达成妥协方案，我们从此参加维和，这笔钱你们抹掉。联合国当然希望我们参加维和，所以就抹掉这笔钱。

我们至今军事观察员、警察、工程兵、成建制的非战斗部队都已经派遣过，现在唯一没有派遣就是成建制的战斗部队。累积已经了参加了十七项维和行为，人数达到7293个人，在联合国里面排第13位。所以到现在为止，联合国对中国不光是一个讲堂而是国际合作的平台。

第三阶段就是九十年代，九十年代随着联合国的演变和中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刚才开始我讲到七十年代我们参加联合国，进入国际社会，现在更深一层融入国际社会。随着这个进程，九十年代我们在联合国又经历了一次角色的转换，开始扮演双重角色。一个角色我们继续按照原来的定位，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属于第三世界没有变。而且前进一步，我们原来在77国集团外头的，现在90年代我们参加77国集团。但是因为中国的块头太大，没有因为中国参加77国集团就变成78国集团，而是用了一个模式叫做77国集团+中国。我们在联合国大会里面主要是扮演发展中国家的角色。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参加了五常磋商，开始扮演大国的角色。我们原来对大国主导联合国是否定的、批评的，现在改革了。所以参加五常磋商是我们在联合国角色里面的又一个突破，当时我在联合国当副代表，我们联合国代表团的分工是这样的，常驻代表负责安理会的工作，因为安理会的工作相当忙，要深入安理会的工作当中去，也很重要。而我是负责安理会以外的所有事情，但是结果是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安理会里面度过的。为什么呢？因为安理会的会议太多，而且分三个层次，安理会正式会议、安理会非正式磋商、五常磋商。一次安理会正式会议之前先要五常磋商，再要安理会非正式磋商。所以平均一年当中起码有五六百次会。所以常驻代表一个人应接不下来。

在五常磋商当中，我体会到五常当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气氛。也跟上面说到的，它的背景是五常对维持冷战以后稳定方面利益基本一致。在大的利益趋势下，五常之间出现一个坦诚务实的关系。五常磋商尽量不把对方逼到死角，尽量不把对方逼到非否决不可。所以近几年否决票很少。一件事情如果一次不能办成，先做一半，一步一步来做，不是一下子做到最后阶段。比如说伊拉克问题的决议，老布什90年对伊拉克动武的决议，美国也尽量修改，修改到中国可以不用否决权，不投反对票为止。我们中国就在此基础上，发表一个声明保留我们的立场，投了弃权票。这件事情既符合我们的原则立场，又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开辟了道路，大家知道六四事件之后美国对中国一系列的制裁。其中有一条就是暂停高层互访，这一票投完之后，我们钱副总理兼外长就到华盛顿去访问，冲破了美国的制裁。。

再一个比如朝核问题，现在朝核问题是焦点，产生是在93年，93年朝鲜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开始搞核武器，美国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朝鲜的决议。我们认为这样做只会加剧朝核问题的复杂性，反对安理会通过谴责朝鲜的举措。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和美国的立场是相背的，当时正好是李道豫大使离任，李肇星还没有到位，我担任代办。在处理这个问题，多方还不能达成共识。美国从国务院派出高官跟我面谈，想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来压迫我们接受他们这个，当然我们不接受。最后美国被迫接受我们的做法，安理会通过《主席声明》，《主席声明》是没有约束力的。对朝鲜的问题表示关注。正是因为我们坚持了这样的原则立场才有了以后的四方会谈，现在又变成六方会谈。因为一个问题一旦进入安理会，安理会的进程：第一是谴责第二步是制裁，第三步搞不好就动武了。所以朝核问题不能进入这个进程。这也是多边外交中的一个课，五个常任理事国既有互相妥协的关系，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坚持原则——斗而不破。

当然五常之间好的工作关系在个人之间表现出来，那个时候奥尔布莱特美国的常驻代表，有一次就波黑问题，在安理会磋商休会的时候，他跑来找我，问我在波黑几个问题上中国是什么立场。我说完后他说他很遗憾，美国的立场跟中国的立场全部相反，讲完以后他笑一笑就走了，也没有关系。五常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几乎天天在一起开会工作，所以互相之间有了解，对每个人的个性有所了解。当时的英国常驻代表曾经对李道豫大使和我个人做了一个鉴定，对李道豫的鉴定叫做“强硬但是能合作”，对我做的鉴定是“温和但是坚定”。

我第四次到联合国工作就是刚才介绍的，到联合国秘书处工作。这次工作实际上当管家，学的是管理。我是学习怎么去管理，学的是管理学，当然回来以后没有用了。现在我在多边外交大课堂里面的学习告一段落。但是中国和联合国的多边外交并没有结束，以后的路还长。

回顾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在联合国多边外交已经发展到全面参与，积极应对这样的程度。可以说联合国讨论的所有问题，开展的所有活动，当中都会或多或少听到中国的声音，看到中国的足迹，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的参与还处在应对的阶段，虽然是积极应对、灵活应对但毕竟还是应对，还不是主动利用联合国。

举一个例子来说，联合国大会每年有170多个议题，里面有一个议题是中国提出的吗？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每月审议二三十地方的冲突有哪个冲突的决议是中国提出的吗？也没有。为什么没有？是中国多边外交不积极？不是。因为每个议题、每个地区冲突的背后都有主要当事国。中国不是任何一个问题的主要当事国。这应该说是一种相当舒服得、超然的处境。但是以后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吗？我说往前看十年二十年，这种情况会变，因为以前我们是一个在海外没有直接利益国家，但是随着我们融入国际社会，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特别是随着我们走出去的方针，我们已经从一个在海外没有实际利益的国家，变成一个在海外有实际利益的国家。我们就需要通过外交来保护我们在海外投资经商人员的人生安全和他们的经济利益。这样做的时候手段是多样的，但是联合国不失为是一项好的工具。因为什么呢？合法性。两次伊拉克战争表现出了，通过联合国搞，你的合法性就不太容易受到质疑。你撇开联合国，你这个行动的合法性就容易受到质疑。将来我们就需要考虑什么情况下需要联合国来包装我们一些行为。这方面我们已经开始面临一些挑战，面临一些矛盾。我想有三个方面的矛盾和挑战：

一个矛盾是实际利益和外交形象的矛盾。

一个是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

第三个是已经涉足的现实和不干涉内政的理念的矛盾。

先讲第一个：实际利益和外交形象的矛盾。最明显表现在苏丹问题上，因为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我们受到舆论上不少批评和谴责。认为我们为了石油利益不敢对苏丹政权施加压力，对他进行制裁。这里就面临我们怎么样妥善处理，不能因为外交形象而损失实际利益，但也不能因为实际利益而损害外交形象。到现在为止苏丹问题处理基本还可以，可能借苏丹问题反华的浪潮会小一点，奥运会受到的冲击可能也会小一点。但是这类矛盾不会消失，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人家老说，中国去投资的地方，老是这样一些地方，不是内部有冲突，就是争夺政权、就是人权问题，就是腐败，或者是军政权，为什么你老去这些地方吗？我回答是，首先我们不是老去这些地方。第二，我们别无选择，一些稳定地方、好的地方早被西方国家占领我们进不去了，我们作为后来者只有这些地方。

第二个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我们现在不能因为他有冲突有动乱我们就不进去，这是对的，没有眼前利益就没有长远利益。但是我们进去就安心了，就可以了？我觉得不能这么看。你进去了，是跟当权派达成协议，他批你这个地，他批给你这个油田，但是一旦他们政权变了，你得到的东西保险吗？所以要考虑到我们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结合。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只有实现了稳定，实现了民族和解，我们在这个国家里才有真正的长远利益的保障。这就涉及到第三个问题。

我国外交政策基本原则不干涉内政。现在我们脚已经插足到这样一些地区，我们认为还是不干涉内政。但是当地反政府力量并不认为你不干涉内政，他认为你已经站在当权派一边，你和当权派已经达成协议，产生的经济利益，到不了反政府武装的手里，才会出现一些反政府武装绑架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例子。所以我们不干涉内政的理念已经受到了考验。我想今后十年、二十年，这样一些国家，就是我们有经济利益的国家能不能实现民族和谐，取得政治稳定已经不只是这个国家自己的问题，也与我们利益有关。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利益要求我们推动这些国家实现民族和谐，取得长远的政治稳定，使我们外交不干涉内政的理念有新的发展。联合国确实为此提供了最好、最合法的平台。

我提出这个问题供大家讨论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