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能在回国不久能应广西政协主席的邀请来到广西与诸位见面交流。正像刚才徐副主席说的那样，我的外交工作当中除了六年（作为外交部发言人、部长助理和驻日本大使）以外，其他时间都是和联合国打交道的，所以我要讲的题目就是讲讲我与联合国的交道、联合国和中国的多边外交。这个题目我回国以后曾经讲过一次，在我的母校复旦大学。今天我按“同心讲座的要求”作了重新调整，主要从自己的经历出发讲讲。就是在联合国这个大课堂里头，我经历了一些什么、学到一些什么、有一些什么体会，从这个角度给大家汇报汇报。

说起来，我跟联合国的确还是有缘分的。从两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来，一件事情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工作，我跟马庆生主席一样是复旦大学的校友，1964年我从复旦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毕业的时候，我本人并不想到外交部工作。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还不是共青团员，也不关心政治，所以脑子里没有到外交部工作、到政府部门工作的想法。我就想搞搞学问，想什么呢？首先我是想考研究生，那个时候北大有位老教授叫朱光潜，是研究西方美学的，我就是报考了他的研究生，研究西方美学，这是我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个英文的对外广播（radio  peeking），我们学英文的，那时候天天听这个，我挺佩服里头几个播音员，声音很好听，第二个志愿是考这个。但不管我怎么努力，这两项目标、愿望都没有能够实现，最后还是把我分配到外交部了，后来我知道，这不是我考得不好，而是内定了要我到外交部的，所以我怎么扑腾，也跳不出这个“如来佛”的手掌。

到了外交部怎么安排呢？到了外交部并没有让我们到部里去工作，把我和同时招的二、三十名全国各个外语院校的毕业生送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叫北京外国语大学）去进修，那时候叫翻译班。加上63届的和65届的学生，实际上一共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翻译班进修的差不多八、九十人，近一百人。那么为什么外交部把我们这么一批人招去以后，不到外交部工作，放在那里呢？后来我们知道了，当时就是估计中国快要进联合国了，把这些人招来储备，准备一旦进联合国派用处。为什么当时外交部会有这么个考虑呢？因为联合国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了，自从60年代初开始，一大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原来的殖民地取得了独立，参加了联合国，慢慢改变了联合国里头的力量对比。同时60年代的时候中法建交，中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有所打开。所以，中国参加联合国，用我们的政策性语言来说，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所以我们就被储备在那里。现在看来，储备在那里的近100个学生当中，后来真正进联合国的，我数了数也就是5个人，5个人里头你们知道的，可能有两位。一位是吴建明，他是1971年恢复代表权以后就去联合国了，两次到联合国工作，后来担任驻法国大使，现在是外交学院的院长。还有一位就是李肇星，他到联合国工作了一次，就是当驻美大使之前，担任联合国的常驻代表，后来担任我们的外交部长。然后还有我一位，另外还有两位。所以要说缘分，首先一个缘分，好像我命中注定要到联合国去一样，随便我怎么奋斗，离不开这个。

到了外交部翻译班学习以后，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后来到牛田羊军垦农场一年半，江西干校一年半。到1971年，我们这批人又陆续调回外交部。1971年初，上级发个调令让我回外交部，到哪里工作呢？到外交学会工作，当时我正好在担任清查“5·16”专案组的副组长，正在关键时候，走不开。怎么办呢？江西干校的校领导就说：“李肇星同志先回去吧。”结果李肇星就顶替了我，到了外交学会工作。等我做完 “5·16”的调查，外交学会的工作已经没有了。后来安排到哪里去呢？就安排在欧美司，那时候国际司已经取消了，欧美司的国际组管联合国。要不是我搞“5·16”专案，我跟李肇星同志就不会有这个交叉，我不敢说我就当外交部长了（笑），但是我敢说我后来的发展就不是这样的道路。所以这两次偶然的机会似乎注定了我今后要做联合国的工作。

这十几年的联合国工作，我有一些什么感受、学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呢？首先，从我到欧美司国际组说起，当时给我分配的第一项工作是，1971年的下半年，联合国大会快要召开了，叫我计票，估算一下那年中国恢复代表权的提案，叫“两阿”提案能得多少票。那是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两个国家共同发起的一个提案。美国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提案反制 “两阿”提案。要我估计一下票数，美国的提案通得过或者通不过，我们的提案通得过或者通不过。我凭什么来估计呢？我就凭各个使馆报回来的情况，跟报上透露的情况来统计，按照我统计出来的票数，那年我们打败美国重要问题提案的票数刚刚超过过半数，能够打败美国的提案，取得胜利。我看到这个消息当然很激动，马上拿去找我们的领导：“快，往上报这个好消息。”我们的领导说：“小伙子，沉住气，要留有余地。”他调了一下，按照他调整之后，投票的情况可能势均力敌，我们取胜的可能很大。但是，美国阻挠也不能排除。这就是我到外交部在联合国上的第一课，这个课叫做什么名称呢？我自己把它叫做“留有余地”。以后我学了这一点，就是：“讲话要留有余地，办事要掌握分寸。”为什么要留有余地呢？后来越来越体会到了，就是人家口头答应你的，到时候能不能兑现？兑现的时候才能做数。特别是联合国，投票的时候，秘密投票更不用说了，投了谁的票事后都不知道的。即使公开投票，到时候有人上厕所了找不到这个人，当然你这一票就没有了。关键的时候一票、两票就可以决定胜负，所以留有余地还很有必要的。所以这是我到联合国工作上的第一课，叫做“留有余地”。对我以后的办事风格、外交风格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我们外交部执行外交政策，中央的外交政策维护国家利益，大家都是很坚定的，但是每个外交干部也都有各自不同的风格，我的风格比较倾向于这方面：“留有余地，掌握分寸”。

我上的第二课，就是那年（1971年），美国的提案果然被打败了。恢复中国代表权的“两阿”提案通过了，我们所有搞联合国工作的人都非常振奋。终于我们要进去了，外交部领导觉得这样重要的问题，中国进不进去？不能由外交部来定，要由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来定，这又给我上了一课，叫做“外交无小事”。当然这件事情本身也不是小事。那个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去到底符合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出现呢？因为过去25年，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之下，联合国成立的时候是51个成员国，绝大部分是美国西方国家和他们的追随者，他们掌握了联合国的多数，所以干了几件事情，一个就是把中国拒之门外达25年之久，一个是发动了朝鲜战争，并且通过联合国大会通过一个决议，诬蔑中国和朝鲜是侵略者。那么，是不是通过了恢复代表权决议我们就这么进去了？不要求他取消这个决议呢？当初我们对联合国是持批判态度的，1956年的时候，印尼总统苏加诺提出来一个主张，要另列联合国，我们发表了一个外交部声明，题目叫做“敢于摸老虎屁股”，对苏加诺的提法表示了肯定。苏加诺“敢于摸老虎屁股”。这原话我查了一下：“有人说，联合国不得了，是个老虎摸不得，苏加诺总统就是摸了这个老虎的屁股。他做得好，有助于破除对联合国的迷信。”

我们原来是主张要破除对联合国的迷信，要另立联合国，现在提案一通过我们就进去了，这是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啊？这个事情还得由中央来定，后来毛主席、周总理英明决策，我们不能辜负世界上绝大多数友好国家和人民对中国的支持，应该进去。而且中央领导很重视，亲自选派了第一批去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的组成，由乔冠华担任团长，周总理率领了政治局的领导到机场去送行。从此，中国和联合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这个角度讲，1971年《恢复中国代表团决议》的通过，不光是中国和联合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联合国里头力量对比的一个转折点，某种意义上也是联合国性质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第三世界已经成为联合国的多数，美国一家操纵联合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代表权决议的通过也是对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极大鼓舞，在这个推动之下，在整个70年代第三世界高举反帝、反殖旗帜，通过联合国大会里头掌握的多数，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维护了他们的权益。里头最著名的一个决议，就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当时我参加了这场斗争，这场斗争很艰苦，因为它的基本出发点是要否定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确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否定《关贸总协定》、货币基金、世界银行这一套游戏规则，另列一个公正的、对第三世界更有利的、第三世界有更大发言权的游戏规则。在这场斗争当中，我们中国代表团是跟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的，我们一起提出了一个高的方案，经过艰苦的谈判以后，达成了一个折中案文，正在准备附表决的时候，美国、德国，还有一个第三国家，可能是日本，我记得不确切了，说：“不行，这个方案虽然吸收了我们好多意见，体现了折中妥协的精神，但是在几个关键问题上还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如果要通过这个提案的话，我们要求投票表决。并且对有些段落要投反对票。”大家知道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虽然没有约束力，但是它有道义力量，如果有的国家投了反对票，这就为他拒绝执行这个决议提供了借口，也削弱了所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的道义力量，所以我们同一些发展中国家一起商量，这种情况不能让它出现，针对这三个西方国家的态度，我们提对案，即如果要投票表决，我们就回到原始案文，拿高方案来投票，我们这个主张一提出来，美国一些国家就软下来了，因为这高方案里头有很多强的措施，包括国有化等等一系列的内容，结果妥协方案，未经表决协商一致通过。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为宗旨的一个历史性的文件。整个70年代是第三世界在联合国团结战斗凝聚力最高、战斗力最强的一段时间。所以，美国常驻代表曾经在一次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这样一次言论：“美国已经失去了联合国的多数，第三世界已经操纵了联合国的多数，利用了这个多数不听我们少数的意见，实行多数的暴政。”他用了多数的暴政这样一个词。

我第一次派到联合国工作是1972年。当时主要任务还是给老同志做翻译。分配给我的任务是给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陈楚大使（后来当了日本大使，后来当了国务院外办主任）当翻译。陈大使不懂英文，但是中文“呱呱叫”，原来是办报出身的。给他当翻译难度相当大，我干得很艰苦。说起来很奇怪，我是复旦大学英文系念了五年，英文底子语法和发音还是相当过硬的，后来又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练会话，英语会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能够胜任翻译工作的，但是我做不了，什么道理呢？就是文化大革命两年，到牛田羊军垦农场劳动一年半。 到了江西干校，再一年半，加起来相当于五年时间没有接触外语。语言这个东西是个活的东西，你用它，它就熟，不用它，不管你以前学得多好，就没了。所以我到联合国以后第一项要学的事情就是学语言，怎么学呢？向谁学呢？向电视学。我们中国常驻代表团驻地是个旅馆，条件不大好，但是有一个好处，每个房间有一部电视机，电视有个好处，就是二十四小时有电影，也有其他新闻节目，我就利用了这个，其他人看电视是翘着二郎腿，我看电视时搬个桌子放在我的前面，拿个本子，记它的词汇，记它的短语，学它的文字，还学它的腔调。这么苦练了五年，我觉得我的英语不仅是恢复了，而且某些方面还有所长进，长进在什么地方呢？腔调。因为我们不少在中国学外文的人，腔调方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腔，这个不可避免的。另外一个是我们在学的时候用的教材比较老，看的是狄根斯的书，所以用的是十九世纪的语言，跟现代的语言腔调都不一样的。美国的电视是最现代的，所以这五年的艰苦奋斗付出的代价还是有收获的，使得我语言的腔调也比较接近现代美国人，联合国里头讲的语言。这一课对我以后的工作，特别是后来到联合国秘书处工作，还是很有帮助的。

　　70年代我们在联合国里头的工作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70年代我们主要把联合国看作一个讲坛，利用联合国这个讲坛宣传我们的外交思想、外交路线，记得特别是讲了一个三个世界的理论，讲了一个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两霸”侧重反对苏修。这个在联合国是独树一帜，就我们中国一家是这样一个“调子”。会不会“曲高和寡，树敌过多呢？”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不是这样，首先我们讲话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拥护，每次我们发言以后，他们是长时间热烈鼓掌，为什么？他们底下告诉我们说：“中国说出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是一个方面，我们发展和巩固了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战斗友谊。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是不是得罪了美苏呢？得罪了苏联，但是没有得罪美国。为什么没有得罪美国呢？从当时的反应就看出来了，每次我们讲完话以后，苏联总是要答辩的。美国从不答辩我们，为什么他能做到这样呢？他们后来也告诉我们，他心理有底，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毛主席跟他谈了，联合起来对付“北极熊”，所以他们知道我们讲的是革命的道理，但是不革命。所以他内部用了一句话，叫做“放空炮”，中国人讲话是“放空炮”，听听就算了，不要紧的。联合国里头有一个好处，不像双边外交那样讲究对等，比如苏联如果是大使来发言，我要回答他，如果是双边的话，我也必须是大使来回答他。联合国里头只要你坐在中国这个牌子后面，不管你是“阿狗”、“阿猫”，都可以代表中国讲话。有时我们的代表讲完话走了，结果苏联答辩了，像我们这样很低级的外交官也轮到有机会去进行反答辩。我第一次答辩的时候战战兢兢，基本上就是把我们代表原来讲过的话换个说法重复一遍，但是经过这么几次以后练出来了。我后来曾经跟人家说，联合国有一个好处，是培养和训练低级外交官的场所。所以我觉得在联合国，怎么样临场应对即席答辩，这个基本功对于搞外交工作是很有用的，对于我以后做发言人，更为受益。

我第二次到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是80年代了。80年代的联合国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总体上来说，70年代和80年代都是两条线交叉，一个是南北之间的对抗，一个是东西方之间的对抗，两条线在联合国里头交织在一起，70年代这个交织主要表现为斗争的一段，到80年代主要表现为美苏之间搞缓和，第三世界和西方国家之间搞全球谈判，所以80年代，在联合国是个对话和谈判的气氛。

当时我在代表团分工是管经济，正好就是负责这个全球谈判。所谓全球谈判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那就是经过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发现自己也有一个软肋，那就是依赖于石油输出国的石油供应和稳定的石油价格，所以他们想通过某种方式的谈判，来使得石油输出国组织在这方面作出承诺，保证石油的供应，稳定石油的价格。发展中国家则想利用这个石油牌来压发达国家在援助方面，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作出让步，让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等机构有更多的发言权，能够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这应该说是一个大的交易，谈判持续了相当长时间。我到联合国三年时间，基本上就做了这一件事情，就是全球谈判。对这个全球谈判，中国的地位和作用跟70年代不一样了，我们发挥了一个桥梁作用。什么叫桥梁作用呢？就是由于77国集团和西方国家都希望能够做成这个大交易，就需要有人出来帮助他们双方搭桥。那么中国当时正好处于一个跟双方都说得上话的地位。由于长期以来我们跟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共同斗争，我们取得了77国集团的信任，而且我们的根本利益跟77国集团的发展中国家是一致的，所以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出卖他们的利益。同时我们国内也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了，所谓改革开放主要也是面对西方国家的，跟西方国家关系也有比较大的改善。所以西方国家也相信我们所提出来的一些东西会兼顾到各方的利益。当时我们在谈判第一线主要做的工作就是寻找双方利益的交汇点，通过一定的文字把双方利益的交汇点表达出来，作为妥协方案提出来，争取被各方接受。在这这场斗争当中我们多次发挥了这样的桥梁作用，得到了各方的好评。虽然最后全球谈判没有成功，但是中国的建设性作用在联合国得到了公认。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得到锻炼，或者说上了一课，可以算是第五课了，就是搞外交要善于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利益国家之间找到他们的共同点，找到利益的交汇点，找到妥协方案把各方面拢在一起。这个基本功对后来我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特别有用。联合国秘书处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它是要把所有联合国成员国拢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才能够发挥作用。

我第三次去联合国工作，那是90年代，那时候联合国又变了个样子，所以我曾经说过，我四次去的联合国不是一个联合国，是四个不同的联合国。德国有位哲学家曾经说过：“一个人不可能几次跨过同一条河流。”那么联合国也是这么一条河流，它反映国际形势的变化，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所以我四次去联合国的确感到联合国在变，第一次70年代是南北对抗，是斗争的联合国；80年代是对话的联合国；90年代是安理会恢复作用，维和成为联合国中心这样一个年代。在冷战时期，由于美苏互相对对方的提案行使否决权，使得安理会陷于瘫痪，几乎不开会。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安理会开始恢复活力。与此同时由于原来两个超级大国竞争，掩盖下的一些矛盾爆发出来了，在前苏联地区、前南地区、非洲等一系列地区冲突爆发出来，需要联合国来发挥作用。所以90年代联合国的特点是，安理会成为联合国的中心。维和成为联合国的“重头戏”。人们曾认为，90年代是联合国的黄金时代。

我这里有这么一个数字，1992年，联合国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安理会的首脑会议，我们是李鹏总理出席的。到现在为止，安理会历史上就开过这么一次首脑会议。这个首脑会议通过了一个宣言——《扩大联合国维和行动》。整个90年代，在这个首脑会议的推动之下、授权之下，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从80年代的5个增加到42个，维和人员现在达到8万人，比联合国总部1万人多好多倍，两年的维和经费达到90多亿美元，也比联合国正常预算的会费多一倍多。当我去联合国工作正好碰上联合国这样一个机遇期。按照联合国秘书处里头一个高官的说法：“90年代，联合国被容许做冷战时候不让做的任何事情，而且不仅如此，现在人们还乞求联合国来做这些事情。”我到了联合国的时候，正代表先是李道豫，后来是李肇星。不管是李道豫当正代表也罢，李肇星当正代表也罢，我作为副代表的分工就是，管安理会以外的所有问题，这样能够让正代表腾出手来集中精力把安理会搞好。但是结果，我的绝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安理会里头渡过的，到其他委员会就是念念发言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安理会的会议实在太多了，李道豫也罢，李肇星也罢，一个人应付不过来。这里也有个数字，1994年一年当中，安理会一共举行了165次正式会议。而安理会每举行一次正式会议事先要举行好多非正式会议来进行磋商，为正式会议准备文件。为了准备这165次正式会议，安理会举行了273次非正式磋商。而为了这273次非正式磋商，5个常任理事国又举行了至少也是270多次5常之间的磋商，这三个数字加在一起，一年365天每天至少要开两场会议。当然，成绩也是大的，1994年一年当中，安理会通过了77项决议，82项主席声明。正是因为这样，我作为副代表，实际上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安理会渡过的。特别是周末，我们在代表团驻地附近的中央公园散步的时候，代表团就有秘书跑过来了：“不行，不行，安理会有紧急会议，你马上去吧。”什么会议呢？就是联合国有好多维和部队在各个地方，哪个部队有维和行动，就会有死人，哪里一打枪，一死人，安理会就要开会，要通过主席声明，要表明态度，所以经常周末也不得安宁。这段时间，整个90年代，中国在联合国，发挥的是双重作用。一方面，我们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跟发展中国家一起在联合国大会发挥作用，9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模式，叫做“77国+中国”，那是巴基斯坦担任77国集团主席国的时候通过一项决定，邀请中国参加77国集团的会议。但是由于中国块头太大了，不能够因为中国的参加就把77国集团变成78国集团。只能说77国集团加中国，实际上77国集团也不是77国了。它在1964年开贸发会议成立的时候是77个国家，后来已经发展到100多个国家。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发挥作用，主要是联合国大会。另外一个，我们第一次作为大国发挥作用，参加了五常的磋商，作为常任理事国活动，这个活动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大国地位和影响力。当然也有一些批评的意见，觉得五常操纵了安理会，因为一些重要的决议往往都是五常任理事国谈妥了，再把这个案文提交到安理会全体成员讨论，其他十个非常任理事国说我们是处在二等公民的地位。中国参加五常磋商，发挥大国作用是中国联合国外交的又一次突破。

中国参加联合国以后有几次大的突破。我们刚参加联合国时，是把联合国作为一个讲坛来看待的。80年代我们就开始比较全面的参与联合国了，8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两项突破，这两项突破都是针对毛主席老人家的，毛主席说过我们是自力更生，我们在国外没有一兵一卒。80年代的首先一项突破就是接受联合国的援助。80年代底90年代初，另外一项突破就是参加维和。过去我们认为联合国的维和是西方操纵的，是大国干预发展中国家内政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不光不参加维和，还拒交维和的费用。联合国的费用分两部分，正常预算是一种分摊方式，维和的费用是另外一种分摊的方式，分开两笔帐的，正常预算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是必须交的，我们也交，维和的费用我们以前一直是拒交的。到80年代底，我们一共欠了联合国的维和费用达到5000多万，然后到了1990年，我们对此进行了调整，是杨尚昆主席亲自拍板的，因为中央各个部门对于要不要参加维和还有不同意见，后来杨主席拍板决定应该去。从1990年开始，我们开始参加联合国的维和。从开始的时候派军事观察员到后来派警察，派成建制的工程兵。现在除了成建制的战斗部队以外，我们都派了。那么一共累计参加了17项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总数达到7293个人，牺牲了8位。在联合国里头，现在我们排在第13位，对维和贡献最大的国家排下来我们是第13位，五常里头现在我们是老大。过去有一段时间，美国、英国、法国是维和的主力军。但是后来随着美国索马里碰壁了，还有在科索沃前南地区，也遭受挫折，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个所谓维和的疲倦症，他们不派或少派了，所以我们就排在13，在五大国里头我们是老大了。

在90年代当中，我们还利用联合国的舞台打开了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最突出的一件事情，就是老布什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伊拉克在1989年入侵科威特，占领了科威特，这当然是非正义的，联合国决议要恢复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谁去恢复它呢？毛主席老人家说过：“扫帚不到，灰尘照例自己不会跑掉。”萨达姆是不会主动撤军的，所以联合国又通过美国发起的决议，授权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拉克动武。对这个决议中国是比较为难的，我们碰到两条相矛盾的原则，一条原则就是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非法的、不正义的，恢复科威特的领土主权完整是正义的，应该予以支持。

第二条原则，我们不赞成通过战争手段解决问题，主张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这两条原则在这里发生冲突了。坦白说，如果真正按照和平手段解决分歧的话，这个分歧到现在还解决不了呢。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么。问题是这个“扫帚”不是中国“扫帚”，是美国“扫帚”啊，我们对“美国扫帚”曾经有过体会的，能不能同意“美国扫帚”去扫呢？所以衡量利弊，中国投了弃权票，对中国这个弃权票，美国是非常非常感谢，由于中国没有否决嘛，美国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对伊拉克动武了。这个弃权票投了以后，美国开始解除1964之后对中美之间高层互访冻结的禁令，钱副总理就去访问了美国。所以这是一次通过多边推动双边的特例。这个事情国内也有不同意见，有些同志还把李道豫大使称为“弃权大使”。

这段时间里我作为副代表，大部分时间也在安理会里度过。其中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两位正代表交接的时候，李道豫大使已经离任到华盛顿担任驻美大使，李肇星还在国内。还没有上任。这中间有两个月我当临时代办。正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朝核危机出现了，美国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联合国来对朝鲜施压，我们的方针就是不赞成把朝鲜问题提到联合国来，认为这样做只会增加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更加困难。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安理会是联合国宪章授权唯一可以采取强制性行动的一个机制，好多问题一旦提到安理会，进入它的程序，就会像乘自动电梯一样，直线上升的。先是发表一个主席声明，然后是通过决议，加以谴责、以至制裁、最后走向动武，所以进入这个轨道对于我们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是不利的。所以我在前方主持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是守住这条线，第一，不赞成安理会开正式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第二不赞成通过正式的决议。顶得非常厉害，中国一家来顶。美国就从国内派了一个相当于现在希尔角色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叫卡罗奇从华盛顿专门过来，跟我谈。谈得很辛苦，谈了整整一个上午，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他拿出“大棒”来，如果你中国不让步，明年最惠国待遇就没有了，你还要不要你的最惠国待遇？当然我们不能示弱，首先我们说明，我们在朝核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不光是对中国有利，对朝鲜半岛的非核化有利，归根到底也是对美国有利的。其次，说到最惠国待遇，这个是互惠的东西，你如果取消最惠国待遇，受损害的不光是中国一家，也包括美国人民。结果他从我那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回去了，后来还是他让步，接受了我们的方案，安理会不开正式会议，仅由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对朝核表示关注。搞外交要是这样，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不管你面临多大的压力，必须坚持，坚持到最后只要你是有理的，对方是会让步的。

后来我跟朝核问题还打过一些交道，在我担任部长助理的时候，担任中方代表参加了朝核问题“四方会谈”，现在发展成“六方会谈”了，我想离开主题讲讲这“六方会谈”和“四方会谈”。 “四方会谈”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朝鲜想用核模糊（我用了这个词，叫“核模糊”）来钓美国这条“鱼”，推动改善朝美关系，从美国取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实际利益。所以当时我们采取的措施是尽量要把美朝拉到一起去，要让他们找到共同点来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中方代表我曾经提过两项，一是会议在什么地方召开，用什么形式召开，议程是哪些？要照顾到各方的“舒服度”，这个朝鲜能接受，美国的代表听了以后说这个词选得好。还有一件是在日内瓦谈判的时候，为了把美朝双方弄到一起去，那个时候美朝还不愿意直接谈判。我们就搞了一次参观瑞士的活动，瑞士的奶牛业很发达，奶酪也做得很好。在东道国安排之下，我们专门安排了一辆车，把所有谈判代表拉到郊区去参观一个做奶酪的农场。在车上，我把韩国的代表拉住，我跟他谈。把美朝代表留在车的一个角落，不得不进行近距离交流。那次一路上一个多小时，来回两个小时，美朝代表找到了妥协点，大家很高兴的回到日内瓦。大家以为这次成功了，结果朝鲜回去一请示，国内不同意，撤了。于是才有后来的“六方会谈”，现在的“六方会谈”情况更复杂。用美国谈判代表昨天讲的话来说，他用了两个非常：非常非常复杂。

下一步的问题是什么呢？朝核问题始终认为是朝美矛盾，那下个问题的关键是要朝鲜放弃核武器。朝鲜走到这一步，他的“核模糊”已经没有了，朝鲜方面的看法也可能跟“四方会谈”的时候不太一样，有发展、有变化。有两点发展变化。一点发展变化关键在美国，就是小布什上台以后，宣布了所谓“邪恶轴心”，把朝鲜、伊拉克、伊朗三个国家定为邪恶的轴心。宣布了可以先发制人，并且在伊拉克付诸行动。伊拉克的失败使得朝鲜领导人会感到，如果伊拉克不是假的有核武器，而是真的有核武器，美国说不定就不敢动。所以，是美国布什的政策，迫使朝鲜在去年进行了核试验。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宣布自己有核武器，已经宣布自己是一个核武器国家，要一直退，退到完全无核。美国能付出多高代价？朝鲜是不是会在一定的代价面前退到这一步，我觉得这个复杂性的确是非常非常复杂。

新世纪，我第四次去联合国。这次我去联合国是经历了一次角色的双重转换。一重转换是从中国的外交官变成国际职员，过去不管是当联合国的代表、当发言人、驻日本大使，都是执行中国的外交政策，宣传中国的外交政策，争取国际上的支持，使得我们的改革开放有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到联合国秘书处，我们都宣誓不再接受本国政府的指示，是按照联合国的宪章、按照联合国秘书长的指示来行使，这是第一层角色转换，第二层角色转换，原来不管我在哪个单位工作，都是搞政策性工作，在联合国秘书处我管的那个部门叫做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这个部门虽然是秘书处里最大的一个部，有1200多人，但是能见度最高，政策敏感性弱。所谓能见度最高，每次开联合国大会都会看到我高高在上的坐在台上，主席台上三个人，中间是大会主席，右手是联合国秘书长，左手就是我。我的一项任务就是给大会主席当参谋，每次会议之前为他准备腹稿，准备应对各种情况。如果现场出现特变的事情，临时向他提建议，保证大会主席能够顺利主持会议。更大一项任务就是管好会议服务，我1200多个人大部分都是会议服务人员，笔译、口译、打字员、编辑、印刷、出版这一套。我上任没有几个月，我部门管财务的司长拿了一个表给我看，财政赤字，连续四年亏损3800万美元，那我就要去找另外一个管财务的副秘书长，那是个美国人，问他要钱。问美国人要钱那是要受气的，他没有给我好脸色看，然后到成员国的会议上，美国、德国这样一些出钱多的大国就纷纷的批评。所以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怎么办？就要找为什么会造成赤字的原因。在此后五年所做的事情就是找出造成亏损的原因，并且解决它。经过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所在，就像我国第一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乔冠华早就指出的，联合国“文山会海”，会议太多，太长，太不定时，随时可以开，又随时可以取消，文件太多，太长、太重复，造成了我们这个部门这样多的赤字。五年间我着重在文山会海这方面开刀，这个山我大概就是砍了一个顶。经过五年的努力，扭亏为盈，也学会了怎么样做好一个管理人员。当然这个学问以后是用不上的。